深刻认识财政“基础和支柱说”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金融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的新主张,这已得到社会各界的普遍认可。 这种“基础与支柱理论”是一种新的判断,具有很高的历史和理论水平。它带来的最显着变化是将金融这一曾经是经济领域中的经济范畴和要素之一提升到国家治理的水平,并将其置于国家治理的整体博弈中,以便全面促进和扩大其职能和作用。 可以说,“基础与支柱理论”准确把握了我国的金融运行规律,使金融回归其本来的含义,从根本上矫正了金融状况。 通过回答以下问题,可以开始深刻理解这一新判断的重要理论和实践意义

“基础与支柱理论”是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三中全会的什么背景下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这意味着“基础和支柱理论”是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背景下提出的 所谓的基础和支柱是相对于国家治理而言的,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 没有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就没有“基础和支柱理论” 同样,没有作为国家治理基础和重要支柱的金融,就不可能实现国家治理的现代化。 这两者紧密相连,携手并进。只有从“基础和支柱理论”的互补和互为条件的关系中去理解它们,我们才能对它们做出正确的解释。

为什么“基础与支柱理论”一直被提出?

社会发展目标往往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一个阶段性目标的实现往往伴随着下一个阶段性目标的确立 历史上,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最突出的特点是几乎所有的社会资源都集中在政府手中,由政府直接控制。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治理”一词不能在议程中提及,很难形成国家治理的概念。 改革开放之初,改革主要针对经济体制,发展主要集中在经济领域,很难提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综合命题。 只有中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各项现代化事业稳步推进的基础上,才能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

此外,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过程也是利益格局和社会结构发生深刻变化的过程。 特别是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不仅分裂了原有的利益集团和社会阶层,而且不断催生新的利益集团和社会阶层,呈现出多重利益关系的格局。 随着不同利益集团和社会阶层的逐渐形成,经济社会主体越来越多样化,不同利益集团之间发生冲突和冲突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传统的国家治理模式不再适用。迫切需要利用与现代市场经济和现代社会结构相匹配的现代国家治理结构来容纳各种利益关系,协调各种利益冲突和冲突,并进一步确保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可持续性。 正是因为我们今天走到了这一步,金融才被纳入国家治理体系及其配套的“基础和支柱理论” “基础支柱理论”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某一阶段的产物,标志着中国金融发展的新的历史阶段。

“基础与支柱理论”具有普遍意义

“基础支柱理论”是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背景下提出的。 它给我们带来的一个重要启示是,随着改革深入到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党建等多领域联动的阶段,财税体制改革作为各领域改革的交汇点,必须发挥基础性和支撑性的作用。 然而,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是,“基础与支柱理论”是否仅仅具有改革的特殊意义,仅适用于当前改革背景下金融功能和角色定位的表达,还是具有普遍意义,以及金融在整个国家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长期功能和角色定位的表达?这是一个非常紧迫的问题,它的答案决定了金融的未来发展方向。 如果答案是前者,那么当我们在现阶段完成全面深化改革的任务时,“基础与支柱理论”的判断就不再适用了。如果是后者,“基础与支柱理论”的判断将决定金融的功能和方向,无论是在改革进程全面深化期间还是之后。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不妨把视野从中国扩展到世界,从历史的角度观察“治理”的发展趋势,作为“基础和支柱理论”的基础。 可以看出,“治理”作为一种世界性的趋势变化,已经成为21世纪世界主要国家改革的重要特征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蓝图,正是基于对世界发展趋势和中国国情的深刻理解,关于中国改革发展方向和未来命运的战略选择。 与传统的“规则”不同,治理不是一维的管理,而是一个互动的管理过程。其本质是基于市场规则、公共利益和广泛认可的合作。 因此,它涉及的元素和字段空既复杂又广泛。它需要团结尽可能多的社会主体的意志,包括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居民自治组织。它还需要协调多种利益主体之间的冲突,特别是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它还需要涵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等多个角度和领域。

在参与所有国家治理活动的政府职能中,由于所有政府活动都取决于财政资金的及时和充分提供,只有财政职能才能涵盖所有政府职能,从而影响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所有领域。 这表明财政是政府最全面的基本职能之一 在国家治理体系所涉及的所有体制安排中,由于国家治理体系模式的任何变化都必须伴随着财政和税收体系的同步变化,因此只有财政和税收体系的触角才能延伸到国家治理体系的所有方面 这表明金融是最基本的制度安排 在所有国家治理公司所涉及的利益关系中,由于所有公共事务最终都必须在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关系的调整中实施,因此通过支付财政收入、分配财政支出和调动财政资金而形成的财政关系实际上构成了这些利益关系的基本方面,因此,只有财政关系才能承载和影响公共事务的各个方面线索。 可以看出,金融是现代国家治理中具有“牛鼻子”效应的基本关系链。

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相辅相成的,离不开金融的基础和支撑作用。 随着人类社会走向现代国家治理阶段,金融必须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而存在和运作。 目前,中国的改革和发展已经进入了以国家治理现代化为目标的阶段。 站在现代国家治理的高度,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金融都是国家治理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到目前为止,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基础与支柱理论”是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判断,是与现代国家治理相匹配的金融运行规律的总结。 它不仅适合改革,也适合发展。不仅是现在,也是未来。它不仅适用于中国,也适用于世界。 它揭示了人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共同规律

中国金融应如何适应新形势

上述分析告诉我们,“基础与支柱理论”凸显了中国当前和未来金融运行的背景。 履行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的使命,已经成为我国财政必须致力于的一项经常性和根本性的任务。 遵循这一规律,针对“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的新功能和角色定位,全面构建与现代国家治理相适应的金融运行新模式,是当前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重中之重。 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要求,推进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的落实,是金融必须承担的重要责任和作用。 这意味着我国的金融已经走上了一个新的发展平台。我们要树立新理念,历史地辩证地理解金融运行的阶段性特征,准确地把握金融运行的新规律。 因此,非常有必要全面及时地调整以往的一般理念、思想和实践,用新的科学理念、思想和实践推动我国金融理论和实践的变革。 在不断把握新规律、构建新模式的过程中,中国金融应通过全面深化改革,稳步向既定方向前进,为推进国家治理体制和能力现代化、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发挥更大作用。 (作者高培勇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院士和金融战略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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